罗马尼亚乒乓世青赛的战报传来，国乒遭遇了历史性挫败：U19男队1-3不敌中华台北，U15女队0-3负于日本，U15男队同样被意大利淘汰。四块团体金牌中，仅有U19女队险胜日本，为队伍保留最后颜面。

一日之内三线溃败，结果确实触目惊心。但对乒乓球青训状况有所了解的观察者，或许不会对此感到过分意外——中华台北队独得两分的郭冠宏，近两年已在WTT青年赛上多次击败温瑞博，甚至在支线赛中战胜过向鹏和薛飞；而被寄予厚望的祝启慧，也在今年七月的亚青赛中败给印度选手博米克。

不管怎么说，比赛已经尘埃落定了，按照老习惯，是该分锅了——打成这样，总得有人负责不是。

于是不少网媒、自媒开始煞有介事地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大概是像国内某问答网站的高赞回答如下：

再加上前央视名嘴、如今的网络大主播杨毅老师“偷偷摸摸”爆料的“巴黎热气球事件”，“一个利欲熏心的掌门人为一己之私荼毒门派根基”的阴谋论故事，很容易就这样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猎奇，又有市场，谁不爱看？

但真相果真如此简单吗？

我们无意否认刘国梁与WTT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关联，也认同在他执掌国乒期间青训体系问题凸显。但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一人，是否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甚至进一步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这个寒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刘国梁携手国际乒联创建WTT的2020年，还是刘国梁开始主政国乒的2018年？而温瑞博2021年进入国家队，尽管国家队一直将其当做梯队一号接班人培养，但效果始终不佳——这样一看，似乎一切严丝合缝都对上了，可问题在于，温瑞博之前呢？

温瑞博之前、为洛杉矶周期准备的“正当年”的选手中，林诗栋固然曾经打到过世排第一，但面对同龄的张本和小勒负多胜少，同辈的向鹏、陈垣宇和黄友政，更是几年了都没解决技术框架上的问题。

再早一批，除了王楚钦打了出来之外，徐瑛彬和袁励岑目前看来也暂时难堪大用；再往前数，与樊振东同一辈的，除了梁靖崑之外，周恺、徐晨皓、周雨，又有谁打出来了？

可以说，自从里约三剑客之后，国乒再也没能凑出同年龄段的、都是世界顶级水平的三名球手。

而若是以里约或者东京周期为节点往前推算，当时的青训，难道也要刘国梁负责？

我们都习惯于，只要出了事情，找一个“替罪羊”把所有责任都背上反而是最简单的，因为“大方向是对的，只是执行人出了问题”，这样就可以回避掉很多结构性上的缺失，也可以回避掉很多的麻烦。

在这里私心建议大家阅读一下笔者的之前写就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体谈丨为WTT让路五年后 樊振东孙颖莎也保不住乒超的含金量》，以及《大声思考丨全运乒乓“地表最难”神话褪色，国乒面临结构化调整挑战》。

若将时间轴拉长，国乒青训危机的起点，实则要追溯到2010年前后——这正是如今这批失利选手的启蒙阶段。彼时，中国乒乓球正经历两个关键转折：

北京奥运后，“金牌战略”进一步固化，资源向国家队一线严重倾斜。地方体校在“奥运争光计划”指挥棒下，将有限资源集中投放于少数“苗子”，导致基层选拔面实质性收窄。

与此同时，体育产业化和教育内卷化的双重冲击开始显现。随着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校园体育资源向足球等项目倾斜；课外辅导竞争加剧，也让更多家长不愿让孩子走上专业体育道路。这种“双重挤压”直接导致乒乓球青训人口基数的萎缩。

在中国乒乓特殊的“双轨制”下，乒超市场化推进无力，商业化改革几乎完全趋于停滞。

在中国乒乓球特殊的“双轨制”下，乒超的市场化推进举步维艰，商业化改革几乎陷入停滞。

尽管国际赛场上国乒依旧所向披靡，雅典、里约周期仍是“金牌梦之队”，但国内的乒超联赛却多年找不到赞助商，关注度低迷，观众寥寥，甚至还出现过“送盒饭也没人看”的辛酸往事，连财大气粗的上海队，也不得不将主场拆分出售至边远地区。

更关键的是，这些所谓的“俱乐部”对麾下球员几乎毫无管束能力，也不拥有任何商业开发权力。除了出资打广告，他们甚至只在比赛时才能见到属于自己的运动员。

如此环境下，各方利益诉求必然出现扭曲：

俱乐部缺乏青训动力，“租借”球员远比培养新人经济；

地方体育局囿于全运周期压力，更倾向于“即插即用”的成熟球员；

家长在看不到明确职业前景时，自然选择让孩子回归学业……

于是，一个青训责任主体的真空地带悄然形成：理论上谁都负责，实际上谁都不全力负责。

2015年乒超“裸奔”事件后，国内乒乓项目的青训环境进一步恶化，青少年适龄选手流失率一度高达40%。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行业的凋敝，圈内人感知得远比外界清晰。当时无论体总、乒协还是地方体育局，都曾大力推动乒乓进校园活动，但效果只能说聊胜于无——根源性问题不解决，其他努力终究徒劳。

青训人口的流失，自然引发基层教练的流失。缺乏优秀教练、缺少高质量比赛交流，导致青训走向过度强调“基本功重复”和“技术标准化”的歧路。如今向鹏的技术框架问题，祝启慧面对特殊打法时的束手无策，其根源正源于此。

在此背景下审视刘国梁的改革，或能获得更公允的认知。

他2018年上任后推动的“第三次创业”，包括成立WTT、打造“地表最强12人”等IP赛事，本质上是为乒乓球开拓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在传统体制供养难以为继时，通过商业化吸引社会关注与资源，恰恰是维系青训体系的必要举措。

问题在于，改革的协同性明显不足：在推动顶级赛事商业化的同时，未能同步重构青训的利益分配机制。当WTT赛事为国家队主力带来丰厚回报时，基层教练待遇与青训基础设施却未见同步改善。这种“头重脚轻”的改革，自然难以支撑整个体系的健康发展。

我们并非认为刘国梁的改革毫无瑕疵，也不会回避刘国梁在其任内的诸多过失责任，但将国乒青训的系统性问题简化为“个人责任”，不仅无助于解决困局，反而会遮蔽真正的症结。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

第一，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系统演进的历史结果。从“奥运争光”到“双轨制”，再到体育产业化，每个阶段的选择都在塑造今天的青训生态。

第二，这不是乒乓球独有的问题，而是中国竞技体育转型期的普遍困境。在体育产业化和教育观念变革的大背景下，如何重建青训体系，是所有体育项目面临的共同课题。

第三，解决之道不在于回到过去的“专业队”模式，而在于构建与时代接轨的新型青训生态。这需要打通教育系统与专业训练，重构职业联赛与青训的利益链条，在保持技术特色的同时拥抱训练科学化。

这一切，都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时间。

我们理解大家对国球可能面临的衰落感到的痛心与焦急，但万事皆有因果。世青赛的溃败，不应成为猎巫运动的开端，而应成为系统性反思的契机。当我们习惯于为每次失利寻找“替罪羊”时，真正的问题正在被一次次回避。

国乒青训的“寒气”，非始于2018年，也非源于2020年，而是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传统体育培养体系与新时代脱节的必然结果。唯有跳出“找人背锅”的思维定式，直面双轨制、体教分离、基层萎缩等深层次矛盾，才能找到真正的破局之道。

这场比赛，我们输给了对手，但更准确地说，我们是输给了对过去成功路径的依赖。当全世界都在革新训练方法、重构青训体系时，我们是否还有勇气进行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

无论是继续深耕WTT全球赛事体系，还是转向重振国内乒超联赛，如果我们始终无法突破“双轨制”的桎梏，不能真正构建一个能够自我造血的良性市场生态，那么当王楚钦、孙颖莎这批兼具实力与人气的领军人物逐渐淡出后，国乒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不仅失去商业市场的关注度与号召力，更将在竞技层面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届时，一个既缺乏明星流量支撑，又缺少顶尖实力保障的国乒，恐怕将面临比今日世青赛溃败更为深远的系统性危机。

王励勤肩膀上的担子，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