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从青训体系的全面重构，到足球文化的深耕培育，再到职业足球的刮骨疗毒——这场关乎未来的足球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推进。当我们见证U系列国字号球队重回亚洲八强，当精英体系和校园足球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当纯草根赛事苏超成为现象级的IP，更值得思考的命题已然浮现：这些改变是否正在重塑中国足球的基因，成为可能决定中国足球未来数十年的关键变量？

体坛周报全媒体特约记者王磊报道

目前中国足坛最火的胡荷韬、王钰栋、蒯纪闻们所代表的2003-04、2005-06这批球员，是不是过去10年中国最好的一批青训球员？答案是肯定的，成绩是最好的证明。回顾从2012年至2021年过去5届U20亚青赛决赛圈的比赛，唯一一次小组出线就是1995-96年龄段韦世豪那批球员，他们小组赛赢日本平韩国出线，但1/4决赛输给卡塔尔。在这两支球队前后的1993-94、1997-98、1999-00都是决赛圈小组赛没有出线，2001-02更是没有进入决赛圈。

青少年是国家队的未来。试问，如果你都没有连续两届进入亚青赛8强的底气，怎么可以期待他们长大成人后有能力去争取那8.5个世界杯名额？从目前看，这个局面正在改变。我们的2003-04年龄段已经进入了亚青赛8强，1/4决赛输给韩国；2005-06年龄段也进入了亚青赛8强，1/4决赛负于沙特。2007-08年龄段和2009-10年龄段也出现了一些特点鲜明的球员，如果他们依然可以持续进入亚青赛8强，那至少等这批球员成长为国家队主力，他们是有信心和勇气去冲击亚洲前八的。如果未来世界杯真扩军至64支球队，亚洲区名额也增加到12.5个，那历史上第二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将更可期待。

两个时间节点：2015&2017

今年年初，以2005-06年龄段球员为主的U20国家队，在U20亚青赛中以输结果不输场面的表现让人为之一振。接下来，一场青春风暴拉开序幕。在中超、中甲赛场，大批2005-06年龄段球员开始成为主力，梅州客家甚至还使用了2008年出生的小将魏祥鑫，他们中的一些球员已经不再依靠U23政策而是靠能力在球队站稳脚跟；在国家队层面，以王钰栋为代表的一批2005-06年龄段球员开始进入成年国家队，并参加了世界杯外围赛和不久前的东亚杯。

回顾这10年中国足球跟青训有关的时间节点，有两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即我们俗称的“50条”。从国家层面为足球改革出台了相关文件，尤其文件中有明确的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指示，很多小学校也因此增加了足球培训课，这对于扩大足球人口、发掘足球人才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比如2005-06以及他们之后的几个年龄段球员的人数相比此前有了明显增加，显然与此有关。

还有就是2017年，即2005-06这批球员面临小学毕业，步入初中的节点。这一年中国足协的U23政策出台。这个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造就了一个年轻球员不合理价格的畸形市场，这是政策制定时候的弊端，如果说在推出U23新政的时候能够与联赛级别、限薪限转会费相结合，可能会让效果更好。但另一方面，年轻球员收入的增加无疑也坚定了许多家庭的选择。

在中国家庭里，初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很多小学时踢球的学生都在上初中后因为作业的繁重而不得不放弃足球，毕竟更多父母在孩子踢球和学习中还是会选择后者。但新政带来的年轻球员收入大幅增加，对很多家庭是一种吸引力。客观而言，一个行业如果想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收入肯定是要被考虑的因素之一。一个满是欠薪的联赛，只会让家长望而却步，让孩子逃离。

金元时代的感与叹

笔者曾与中国足球名宿彭伟国指导探讨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普遍感觉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球员水平更高？彭伟国的解释是：“如果纯个人技术层面，今天的球员的确和我们那个时代的球员不一样，我们训练的时间更长，更苦，我们就是一遍遍地练基本功，所以在一些技术层面，我们更扎实一些。但换一个层面，今天的年轻球员在战术层面是比我们强的。回看我们那个时候，无论是教练员还是球员都不是很懂战术。”

回顾世界足球在过去20年的发展，早已进入到战术层面发展快于技术层面发展的阶段。个人技术方面，谁能说今天的球员比上世纪60年代的贝利，70年代的克鲁伊夫，80年代的马拉多纳，90年代的罗纳尔多、齐达内更加出色？但正是战术上的不断革新和创新，推动了足球的演变，让今日的足球远比往日的足球更激烈、更难踢。相比之下，中国联赛战术上的进步缓慢，也造成了我们与世界足坛的差距在扩大。甚至职业俱乐部在寻找外援时还是以个人能力为主，一些团队型外援在我们的联赛并不好用。

“2005-06后的这批球员，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外教训练，他们接受战术训练比我们早很多。”正如彭伟国所言，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战术上的巨大差距，在2005-06以及他们之后的球员身上得到了一次拉近距离的机会。他们遇到了中国足球最疯狂的一个时代，因为年龄关系他们并没有在金元时代拿到高薪，但他们在纯足球层面的收益却是货真价值的。他们从小就接受了更多的外教训练，有更多的国内甚至是出国比赛的机会，并且没有受到拜金足球的影响，他们对待足球的态度也更严肃认真。

以湖北青年星2005-06年龄段梯队为例，前几年投入基本保持在每年800-1000万元人民币之间，球队不仅是外教配置，并且还配置了外籍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守门员教练。而这样的配置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外教几乎成为国内俱乐部青训的标配。虽然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优秀的青训教练在高薪的吸引下来到中国，带来了先进的青训理念。

这也算是金元时代留给中国青训的一点红利。毕竟俱乐部整体投入那么大，青训的投入相应增加也是合情合理的。但遗憾的是，虽然我们有文件明确规定了青训投入所占俱乐部总投入的比例，但监管的缺失，大部分俱乐部都没有执行到位。反过来想，如果那几年我们的俱乐部坚决执行相关规定，监管到位，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新一代青训是不是会更加出色？这种遗憾，可能在青训投入降低的今天更加明显。所以我们现在和未来更应该加强俱乐部财务监管，确保青训投入的基本稳定。

从精英化到青训社区化

不久前，另一位中国足球名宿孙继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曾因为青训投入太大而一度有了退缩的念头。在中国做青训投入大，似乎不是一个秘密，相比欧洲俱乐部，我们的青训投入成本其实非常高。

这种投入虚高，与我们现行的青训模式有很大关系。欧洲俱乐部的青训还是以地区选材为主，除去一些大俱乐部，很少有俱乐部选材以全国为主，更多地就是针对所在地区的青少球员。这样可以确保这些球员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来俱乐部训练，上学训练两不耽误。但我们的青训，基本上都是精英青训，即全国范围选材，然后统一管理、安排学习、解决吃住。这种大包干的模式，意味着青训成本必然很高。

此外，欧洲很多俱乐部的青训教练员大部分都是以兼职为主，平时都有其他工作，带青训并不是专职，这样俱乐部的工资负担也很小。很多西甲俱乐部U19梯队的主教练月薪也就只有1000欧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8000元，甚至不如许多我们国内青训教练员的工资。

在场地投入上，国内俱乐部更喜欢天然草，但欧洲青训人工草才是主流。相比天然草前期投入小，维护成本高，人工草的特点是前期投入大，但后期维护便宜，并且可以持续使用，更适合青训使用。

欧洲很多中小俱乐部的青训往往就拥有1-2块人工草，但依照放学时间，梯队年龄由小到大，可以从下午一直使用到晚上，使用效率极高。一个年龄段训练还没有结束，下一个高年龄段已经在旁边等待，一块场地可以从下午3点一直用到晚上9点，完成5-6支梯队的训练。加上欧洲很多低年龄段梯队一周只有3-4天训练，所以场地少但分配使用合理，完全可以满足一家俱乐部内十几支青训梯队的训练需求，而我们的场地使用率低的现象就严重得多。

我们的青训模式，不仅消耗更多的金钱，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文化教育流于形式，请老师来基地上课，文化课随时可以让步于训练，而不是像欧洲一样，学习不好俱乐部随时可以停掉小球员的训练。此外，集中管理带来的模式标准化并不适用于青训阶段。这一时期尤其处在青春期的球员本身就容易叛逆，更需要管理团队个性化的引导，家庭的配合。

青训投入大同时衍生带来人员流动困难的问题。俱乐部和青训机构在球员培养上投入了真金白银，自然不可能像欧洲俱乐部那样几乎对球员没有任何束缚力，经常是一份青训协议就把球员从签约一直锁定到18岁。然后再加上足协相关规定赋予俱乐部的首签权，球员在20岁之前能够流动的概率又减少了很多。

如何像欧洲一样，让俱乐部青训社区化、本地化、公益化，并降低投入，聚沙成金，应该是我们未来的青训需要探索的一条路。当然，俱乐部社区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场地数量，前几年大搞房地产，一些地方政府更愿意卖地赚钱，但当下我们的房地产行业面临转型，国家提倡更宜居的生活环境，修建更多小而精的场地而不是大而全的体育场，才能诞生更多的小俱乐部，更快地让俱乐部早日实现社区化。

离不开的体育局力量

7月初，葡萄牙送别了他们的骄傲，年仅28岁的迪奥戈·若塔。笔者第一次见到若塔是2016年，当时的他即将离开帕索斯费雷拉转会去马德里竞技，因为两名中国球员叶尔杰提和唐诗的原因，笔者开始关注这家俱乐部，进而注意到若塔。

2020年夏天，他以4500万英镑转会加盟利物浦，根据国际足联联合补偿机制，培养过他的帕索斯费雷拉俱乐部也收到了青训补偿金。联合补偿机制，就是当球员转会时，新俱乐部需要向所有培训过该球员的俱乐部和培训单位支付联合补偿费用。 补偿的对象是球员12-23周岁期间所效力的俱乐部和培训单位，总金额是转会费的5%，然后再平均分配到每一年。

这是一个青训理想的样子。基层俱乐部培养年轻球员，然后送到大俱乐部，最后通过转会得到青训补偿，然后再去反哺更年轻的球员，但这样的途径在我国目前而言还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我们的球员还没有市场价值，在金元时代，一名球员的卖价可以超过1亿元人民币，但当泡沫破灭，1000万对一名国脚都已经是很高的数字。因为我们的球员只是在中国这个市场才有价值，不是全球价值，自然也很容易被本土市场环境所左右。

无法得到终端的反哺，资金就是青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国，青训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一个是向踢球的学员收取培训费，比如市场化做得不错的一些机构；二是俱乐部总投入的比例分配，比如山东泰山、上海申花等传统俱乐部模式；第三就是类似于今年中乙的湖北青年星、深圳二零二八、广东铭途等俱乐部，除去投资人投入，还有地方体育局的支持。所以这些俱乐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球员一边要备战中乙联赛，一边还要准备今年下半年的大湾区全运会。

地方体育局的支持是目前中国青训一条重要的途径。虽然全运会的存在一直被一些人所诟病，但只有搞中国足球青训的人才明白，如果没有全运会，中国的青训只会更加脆弱。尤其当金元时代破灭，大批中小俱乐部因为资金困难舍弃青训，是地方体育局稳定的投入为中国足球保留了许多火种。如果说2005-06以及之后的青训球员能够终有所成，那地方体育局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目前中国足球仍处在经济困难时期，这个时候地方体育局的重要性也就应该更被重视。虽然足球项目因为见效慢，不如一些回报快的金牌项目，但足球的社会影响力是很多项目无法取代的。体育总局也应该鼓励地方体育局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扶持足球青训，而不是唯金牌论，这也是与我们国家体育从“金牌大国”走向“体育大国”的转型相匹配的。

坚持青训，正视我们现在与亚洲一流球队的差距，甚至承认我们一度成为亚洲三流的尴尬，但也要看到，通过不断地青训培养，我们正在重返亚洲二流的路上。